重生1992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夏。。，看着楼下穿学士服的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合影。“茄子”，有人把学士帽扔向天空，落下来时砸在一个女生的头上，引起一阵哄笑。，飘到三楼时只剩下模糊的尾音。，转身走向高育良的办公室。，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，每一步都发出清冷的回响。——北京，最高法。，有些事不需要告别。。，手里捏着一份派遣证的复印件。，吹得桌上一沓报纸的边角一掀一落。，他抬起头，把派遣证放在了桌上。“岩台乡司法所。”，像是在读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文件。
“省政法委办公室直接打的招呼。理由是‘基层需要高学历人才’。”
祁同伟站在门口。
他没有坐，也没有走近那张办公桌。
他的目光从派遣证上扫过，然后落在了高育良身后的书架上。
《刑法学》《法理学》《中国法制史》，一排排书脊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士兵。
“谢谢高老师。”
高育良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。
这个动作他做了很多年，每次遇到不好开口的事，就会做这个动作。
祁同伟知道，但他没有点破。
“你不问我有没有办法？”
“我想通了。”
高育良擦镜片的手顿了顿。
他重新戴上眼镜，看着面前这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。
二十四岁的祁同伟站在门口，逆着走廊的光，脸部的轮廓显得格外清晰。
那双眼睛里没有他预想中的愤怒、委屈或者不甘。
什么都没有。
像是冬天结了冰的湖面，平整，安静，看不见底。
“同伟，”高育良的声音低下来，“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。”
“梁璐那边——”
“老师，”祁同伟打断了他，语气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，“我已经跟您告别过了。”
高育良愣住了。
他忽然意识到，今天的祁同伟和三天前那个来找他的祁同伟，不是同一个人。
三天前那个年轻人站在他面前，拳头攥得发白，眼睛里烧着火，嘴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。
而现在站在门口的这个，平静得像一尊石像。
不是忍住了，不是压下去了，是真的——不在乎了。
高育良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去了之后，好好干。”
祁同伟点了下头，转身走了。
走廊里又响起皮鞋的回声，一步一步，不紧不慢。
高育良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那声音渐渐远去，直到完全消失。
……
从省城到岩台乡，要转三趟车。
祁同伟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，靠窗。
车窗开着一道缝，风灌进来，带着柴油味和路边农田的土腥气。
他把头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景物一帧一帧往后退。
省城的楼，郊区的厂房，再然后是成片的庄稼地，最后连庄稼地都没了，只剩下山。
他没有想陈阳，也没有想梁璐。
他想的是前世。
想那个在岩台乡司法所待了三年的自己，怎样一砖一瓦地把尊严砌回来。
想那个为了调回省城不惜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梁璐下跪求婚的自己，膝盖撞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至今还留在骨头里。
想那个终于坐上省公安厅厅长位子的自己，手里攥着枪和权力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当年最恨的那种人。
想那个在孤鹰岭吞枪的自己，枪口抵住上颚的瞬间，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——
如果再来一次。
现在，真的再来一次了。
他闭上眼睛。嘴角没有笑意，只是微微动了一下。
到县城时是下午两点。
他在车站外面的摊子上买了一碗面，坐在塑料凳上吃。
面汤上漂着几点油花和葱花，热气扑在脸上。
他吃得很慢，一口一口，把面条、汤、葱花都吃得干干净净。
吃完后付了钱，问清楚去岩台乡的班车在哪里坐。
“班车一天就两趟，上午那趟早走了，下午的四点半。”摊主是个胖大姐，一边收碗一边说，“你要是着急，去路口看看，有时候有拖拉机顺路。”
他道了谢，走到路口。太阳正毒，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。
他在一棵槐树底下站了二十分钟，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，车斗里装着几袋化肥。
“去岩台？”
“上来。”
他翻上车斗，和化肥袋子并排坐着。
拖拉机开动的时候颠了一下，他的后背撞在车帮上，他没动。
山风迎面扑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
山路蜿蜒，一侧是山壁，一侧是深沟。
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乡，扯着嗓子跟他喊话，声音被风撕成碎片。
“去司法所的？”
“是。”
“新分来的大学生？”
他没回答。
司机也不在意，继续扯着嗓子说些有的没的。
他听着，偶尔点一下头，眼睛一直看着前方。
山一座接一座，层层叠叠，越往里走，天越小。
他在心里默默记下这条路。
上辈子他走过无数次。
哪一段路面有坑，哪一段转弯处能看到对面的来车，哪一段路边有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槐树——他都记得。
那些记忆像沉在水底的石头，水一流就露出来了，清清楚楚。
司法所是一栋两层的灰砖楼，夹在乡政府和供销社中间。
墙面剥落，门上的木牌裂了缝，“法”字的偏旁掉了漆。
院里堆着柴火，一条黄狗趴在台阶上，见他进来，抬起眼皮看了一眼，又把下巴搁回爪子上。
老秦从办公室里迎出来。
他比祁同伟记忆中的样子年轻一些。
头发还没白透，背还没驼，脸上的皱纹也没那么深。
但那双眼睛是一样的——浑浊里藏着一种见惯了世事的老辣。
老秦接过派遣证，戴上老花镜，看了很久。然后把眼镜摘下来，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。
“汉大政法系研究生。”
老秦的语气不像是在问他，倒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他把派遣证放在桌上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，抖出一根，点上。
“得罪人了？”
祁同伟没有回答。
他的目光扫过这间办公室。
墙上的锦旗，缺了腿的文件柜，窗台上落着灰的搪瓷茶缸——每一件东西都在他记忆里有一个位置。甚至连老秦点烟时眯眼的动作，都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
上辈子，他站在这间办公室里，攥着拳头，咬着牙，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在叫嚣着不服。
老秦递烟给他，他不接。
老秦跟他说“你还年轻”，他在心里冷笑。
这辈子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安静地等着老秦把话说完。
老秦吸了一口烟，烟雾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慢慢散开。
“我二十岁就分到这儿，三十年了。”
上辈子老秦也说了这句话。
那时候祁同伟觉得这是警告——你不走，就会跟我一样烂在这里。
现在他听出来了，那不是警告，是陈述。
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摊开了放在桌上，给你看。
“没事儿，”老秦站起来，掸了掸烟灰，“你还年轻。”
祁同伟看着老秦。
这一次，他看懂了老秦眼睛里那种浑浊是什么——不是麻木，是接受了。
接受了自己这辈子就是这样了，但还没认输，还在每天早晨爬起来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
“秦所长，”他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，“我的宿舍在哪？”
老秦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既不诉苦也不愤怒，第一句话问的是宿舍。
他掐灭烟头，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钥匙。
“后面平房，最东边那间。条件差，你将就着。”
“谢谢。”
祁同伟接过钥匙，拎起行李，转身走出去。
老秦看着他的背影，把烟头摁进搪瓷缸子里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这小伙子，有点意思。”
房间不大，十几平米。
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墙角一个搪瓷脸盆。
灯泡二十五瓦，昏黄的光笼着屋子。
祁同伟把行李放在床上，没有马上收拾。
他在椅子上坐下来，环顾这间屋子。
上辈子他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三年。
第一年，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梁璐的脸。
他恨她，恨到骨头缝里都在疼。
第二年，他开始给各级领导写信，请求调离，每一封都石沉大海。
第三年，他不再写信了。
他学会了骑二八大杠，学会了在停电的夜晚点煤油灯，学会了用本地方言跟老乡拉家常。
他以为自己接受了，其实没有。
他把那股恨意压下去，压得很深，压到连自己都快忘了。
但它一直都在，像冬天冻在土层下的种子，等着一个春天破土而出。
后来春天来了。
梁群峰松了口，条件是——向梁璐求婚。
他做了。
全校师生面前，他捧着花，单膝跪地，膝盖撞在水磨石地面上，响声清亮。
梁璐站在他面前，比他大十岁的脸上带着一种他当时看不懂的表情。
他以为是得意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另一种绝望。
膝盖落地的那个瞬间，祁同伟死了。
那个从山沟里考出来的、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年轻人，在那一刻咽了气。
站起来的，是另一个祁同伟。那个祁同伟会笑，会说话，会往上爬，会用所有能用的手段。
那个祁同伟一路坐到了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上，手里有枪，有权，有别人生死的开关。
然后那个祁同伟在孤鹰岭，把枪口抵住自己的上颚，扣动了扳机。
砰。
他闭上眼睛，然后睁开。
窗外，暮色正从山脊上漫下来。
远山的轮廓一点一点被吞没，先是青绿，然后灰紫，最后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黑。
虫鸣从草丛里浮起来，一声长一声短，像是不知疲倦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玻璃上蒙着一层灰，他把窗户推开，山风灌进来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。
他深深吸了一口。
上辈子他恨这个地方。
恨这里的土路，恨这里的蚊子，恨这里连班车都只通到镇上。
他恨自己被困在这里，恨梁璐，恨梁群峰，恨所有把他扔进这个山旮旯的人。
现在他不恨了。
不是原谅了，是不在乎了。
他来这里，不是因为认命。
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起点。
岩台乡是他的起点，上辈子是，这辈子也是。
区别在于，上辈子他在这里挣扎了三年，像一只被蛛网粘住的飞虫，越挣扎缠得越紧。
这辈子他不会了。他会安静地待着，做该做的事，等该来的时机。
他不会给梁群峰写信求情，不会向任何人低头。
他不需要求人。
因为这一局棋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落子。
天黑透了。
祁同伟走出屋子，在门槛上坐下来。
头顶是密密麻麻的星河，比省城的夜空深得多，也亮得多。
他仰起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。
是一枚黑色的棋子。
孤鹰岭那间破屋里，棋盘翻倒，棋子散了一地。
他倒下的时候，手心还攥着一枚。醒来时，它就在他的手边。
他把棋子举到眼前，对着星光看了看。
棋子很旧了，边缘磨得光滑，上面有一道浅浅的裂纹。
他把它放回口袋。
远处有脚步声。
老秦端着两个搪瓷缸子走过来，缸子里冒着热气。
“粥，刚熬的。山里晚上凉，喝点热的。”
祁同伟接过来，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
米粒煮得很烂，加了红薯，甜丝丝的。
上辈子老秦也给他送过粥，他没喝。
那时候他觉得，喝下这碗粥，就等于认了命。
“秦所长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你下午说的那本书，还在吗？”
“什么书？”
“《天局》。”
老秦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他把烟头掐灭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。“明天找找，应该还在。怎么忽然想看了？”
祁同伟没有回答。
他端着搪瓷缸子，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。
浑沌与天对弈，把自己冻死在山顶上，只为赢那一子。
上辈子他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觉得浑沌是真英雄。
胜天半子，何等气魄。
后来他用了二十年，一步一步走到了那个位置上，才发现——浑沌不是赢了天，是输给了自己。
天不需要赢他，天只需要等着。
等着他自己把自己冻死。
这一次，他不做浑沌。
他做那个等的人。
老秦站了一会儿，见他不再说话，便转身走了。
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门槛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人，端着搪瓷缸子，背挺得很直，像一棵在夜里也不弯腰的树。
老秦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只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眼睛里，有一种他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。
不是光，是冰。
是烧过之后冷却成冰的那种冰。
他摇了摇头，走进了自己的屋子。
黄狗从台阶上站起来，走到祁同伟脚边，趴下来，把头搁在他的鞋面上。
祁同伟低头看了看，没有赶它。
“省政法委办公室直接打的招呼。理由是‘基层需要高学历人才’。”
祁同伟站在门口。
他没有坐，也没有走近那张办公桌。
他的目光从派遣证上扫过，然后落在了高育良身后的书架上。
《刑法学》《法理学》《中国法制史》，一排排书脊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士兵。
“谢谢高老师。”
高育良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慢慢擦着镜片。
这个动作他做了很多年，每次遇到不好开口的事，就会做这个动作。
祁同伟知道，但他没有点破。
“你不问我有没有办法？”
“我想通了。”
高育良擦镜片的手顿了顿。
他重新戴上眼镜，看着面前这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。
二十四岁的祁同伟站在门口，逆着走廊的光，脸部的轮廓显得格外清晰。
那双眼睛里没有他预想中的愤怒、委屈或者不甘。
什么都没有。
像是冬天结了冰的湖面，平整，安静，看不见底。
“同伟，”高育良的声音低下来，“你……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。”
“梁璐那边——”
“老师，”祁同伟打断了他，语气很轻，像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，“我已经跟您告别过了。”
高育良愣住了。
他忽然意识到，今天的祁同伟和三天前那个来找他的祁同伟，不是同一个人。
三天前那个年轻人站在他面前，拳头攥得发白，眼睛里烧着火，嘴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。
而现在站在门口的这个，平静得像一尊石像。
不是忍住了，不是压下去了，是真的——不在乎了。
高育良张了张嘴，最终只说了一句：“去了之后，好好干。”
祁同伟点了下头，转身走了。
走廊里又响起皮鞋的回声，一步一步，不紧不慢。
高育良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那声音渐渐远去，直到完全消失。
……
从省城到岩台乡，要转三趟车。
祁同伟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，靠窗。
车窗开着一道缝，风灌进来，带着柴油味和路边农田的土腥气。
他把头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景物一帧一帧往后退。
省城的楼，郊区的厂房，再然后是成片的庄稼地，最后连庄稼地都没了，只剩下山。
他没有想陈阳，也没有想梁璐。
他想的是前世。
想那个在岩台乡司法所待了三年的自己，怎样一砖一瓦地把尊严砌回来。
想那个为了调回省城不惜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梁璐下跪求婚的自己，膝盖撞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至今还留在骨头里。
想那个终于坐上省公安厅厅长位子的自己，手里攥着枪和权力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当年最恨的那种人。
想那个在孤鹰岭吞枪的自己，枪口抵住上颚的瞬间，脑子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——
如果再来一次。
现在，真的再来一次了。
他闭上眼睛。嘴角没有笑意，只是微微动了一下。
到县城时是下午两点。
他在车站外面的摊子上买了一碗面，坐在塑料凳上吃。
面汤上漂着几点油花和葱花，热气扑在脸上。
他吃得很慢，一口一口，把面条、汤、葱花都吃得干干净净。
吃完后付了钱，问清楚去岩台乡的班车在哪里坐。
“班车一天就两趟，上午那趟早走了，下午的四点半。”摊主是个胖大姐，一边收碗一边说，“你要是着急，去路口看看，有时候有拖拉机顺路。”
他道了谢，走到路口。太阳正毒，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。
他在一棵槐树底下站了二十分钟，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，车斗里装着几袋化肥。
“去岩台？”
“上来。”
他翻上车斗，和化肥袋子并排坐着。
拖拉机开动的时候颠了一下，他的后背撞在车帮上，他没动。
山风迎面扑过来，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
山路蜿蜒，一侧是山壁，一侧是深沟。
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乡，扯着嗓子跟他喊话，声音被风撕成碎片。
“去司法所的？”
“是。”
“新分来的大学生？”
他没回答。
司机也不在意，继续扯着嗓子说些有的没的。
他听着，偶尔点一下头，眼睛一直看着前方。
山一座接一座，层层叠叠，越往里走，天越小。
他在心里默默记下这条路。
上辈子他走过无数次。
哪一段路面有坑，哪一段转弯处能看到对面的来车，哪一段路边有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槐树——他都记得。
那些记忆像沉在水底的石头，水一流就露出来了，清清楚楚。
司法所是一栋两层的灰砖楼，夹在乡政府和供销社中间。
墙面剥落，门上的木牌裂了缝，“法”字的偏旁掉了漆。
院里堆着柴火，一条黄狗趴在台阶上，见他进来，抬起眼皮看了一眼，又把下巴搁回爪子上。
老秦从办公室里迎出来。
他比祁同伟记忆中的样子年轻一些。
头发还没白透，背还没驼，脸上的皱纹也没那么深。
但那双眼睛是一样的——浑浊里藏着一种见惯了世事的老辣。
老秦接过派遣证，戴上老花镜，看了很久。然后把眼镜摘下来，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。
“汉大政法系研究生。”
老秦的语气不像是在问他，倒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他把派遣证放在桌上，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，抖出一根，点上。
“得罪人了？”
祁同伟没有回答。
他的目光扫过这间办公室。
墙上的锦旗，缺了腿的文件柜，窗台上落着灰的搪瓷茶缸——每一件东西都在他记忆里有一个位置。甚至连老秦点烟时眯眼的动作，都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
上辈子，他站在这间办公室里，攥着拳头，咬着牙，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在叫嚣着不服。
老秦递烟给他，他不接。
老秦跟他说“你还年轻”，他在心里冷笑。
这辈子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安静地等着老秦把话说完。
老秦吸了一口烟，烟雾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慢慢散开。
“我二十岁就分到这儿，三十年了。”
上辈子老秦也说了这句话。
那时候祁同伟觉得这是警告——你不走，就会跟我一样烂在这里。
现在他听出来了，那不是警告，是陈述。
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摊开了放在桌上，给你看。
“没事儿，”老秦站起来，掸了掸烟灰，“你还年轻。”
祁同伟看着老秦。
这一次，他看懂了老秦眼睛里那种浑浊是什么——不是麻木，是接受了。
接受了自己这辈子就是这样了，但还没认输，还在每天早晨爬起来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
“秦所长，”他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，“我的宿舍在哪？”
老秦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既不诉苦也不愤怒，第一句话问的是宿舍。
他掐灭烟头，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钥匙。
“后面平房，最东边那间。条件差，你将就着。”
“谢谢。”
祁同伟接过钥匙，拎起行李，转身走出去。
老秦看着他的背影，把烟头摁进搪瓷缸子里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这小伙子，有点意思。”
房间不大，十几平米。
一张木板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墙角一个搪瓷脸盆。
灯泡二十五瓦，昏黄的光笼着屋子。
祁同伟把行李放在床上，没有马上收拾。
他在椅子上坐下来，环顾这间屋子。
上辈子他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三年。
第一年，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梁璐的脸。
他恨她，恨到骨头缝里都在疼。
第二年，他开始给各级领导写信，请求调离，每一封都石沉大海。
第三年，他不再写信了。
他学会了骑二八大杠，学会了在停电的夜晚点煤油灯，学会了用本地方言跟老乡拉家常。
他以为自己接受了，其实没有。
他把那股恨意压下去，压得很深，压到连自己都快忘了。
但它一直都在，像冬天冻在土层下的种子，等着一个春天破土而出。
后来春天来了。
梁群峰松了口，条件是——向梁璐求婚。
他做了。
全校师生面前，他捧着花，单膝跪地，膝盖撞在水磨石地面上，响声清亮。
梁璐站在他面前，比他大十岁的脸上带着一种他当时看不懂的表情。
他以为是得意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另一种绝望。
膝盖落地的那个瞬间，祁同伟死了。
那个从山沟里考出来的、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年轻人，在那一刻咽了气。
站起来的，是另一个祁同伟。那个祁同伟会笑，会说话，会往上爬，会用所有能用的手段。
那个祁同伟一路坐到了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上，手里有枪，有权，有别人生死的开关。
然后那个祁同伟在孤鹰岭，把枪口抵住自己的上颚，扣动了扳机。
砰。
他闭上眼睛，然后睁开。
窗外，暮色正从山脊上漫下来。
远山的轮廓一点一点被吞没，先是青绿，然后灰紫，最后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黑。
虫鸣从草丛里浮起来，一声长一声短，像是不知疲倦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玻璃上蒙着一层灰，他把窗户推开，山风灌进来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。
他深深吸了一口。
上辈子他恨这个地方。
恨这里的土路，恨这里的蚊子，恨这里连班车都只通到镇上。
他恨自己被困在这里，恨梁璐，恨梁群峰，恨所有把他扔进这个山旮旯的人。
现在他不恨了。
不是原谅了，是不在乎了。
他来这里，不是因为认命。
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起点。
岩台乡是他的起点，上辈子是，这辈子也是。
区别在于，上辈子他在这里挣扎了三年，像一只被蛛网粘住的飞虫，越挣扎缠得越紧。
这辈子他不会了。他会安静地待着，做该做的事，等该来的时机。
他不会给梁群峰写信求情，不会向任何人低头。
他不需要求人。
因为这一局棋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所有的落子。
天黑透了。
祁同伟走出屋子，在门槛上坐下来。
头顶是密密麻麻的星河，比省城的夜空深得多，也亮得多。
他仰起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。
是一枚黑色的棋子。
孤鹰岭那间破屋里，棋盘翻倒，棋子散了一地。
他倒下的时候，手心还攥着一枚。醒来时，它就在他的手边。
他把棋子举到眼前，对着星光看了看。
棋子很旧了，边缘磨得光滑，上面有一道浅浅的裂纹。
他把它放回口袋。
远处有脚步声。
老秦端着两个搪瓷缸子走过来，缸子里冒着热气。
“粥，刚熬的。山里晚上凉，喝点热的。”
祁同伟接过来，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
米粒煮得很烂，加了红薯，甜丝丝的。
上辈子老秦也给他送过粥，他没喝。
那时候他觉得，喝下这碗粥，就等于认了命。
“秦所长，”他忽然开口，“你下午说的那本书，还在吗？”
“什么书？”
“《天局》。”
老秦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他把烟头掐灭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。“明天找找，应该还在。怎么忽然想看了？”
祁同伟没有回答。
他端着搪瓷缸子，看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。
浑沌与天对弈，把自己冻死在山顶上，只为赢那一子。
上辈子他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觉得浑沌是真英雄。
胜天半子，何等气魄。
后来他用了二十年，一步一步走到了那个位置上，才发现——浑沌不是赢了天，是输给了自己。
天不需要赢他，天只需要等着。
等着他自己把自己冻死。
这一次，他不做浑沌。
他做那个等的人。
老秦站了一会儿，见他不再说话，便转身走了。
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门槛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人，端着搪瓷缸子，背挺得很直，像一棵在夜里也不弯腰的树。
老秦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只知道这个年轻人的眼睛里，有一种他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。
不是光，是冰。
是烧过之后冷却成冰的那种冰。
他摇了摇头，走进了自己的屋子。
黄狗从台阶上站起来，走到祁同伟脚边，趴下来，把头搁在他的鞋面上。
祁同伟低头看了看，没有赶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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