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的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。。它像一层湿冷的塑料薄膜，紧紧地裹着我的口鼻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腐烂的甜腥气。我知道，那是从我身体里透出来的味道。，宫颈癌晚期。医生说，就这几天了。，像用脏了的抹布。走廊里传来推车的轮子声，护士的脚步声，还有远处隐约的电视声——不知道又在放哪个皇帝的戏。真吵。我想抬手关窗，可手臂像灌了铅，连挪动一寸的力气都没有。，不是铅。是空了。这具身体，就像个被掏空的麻袋，只剩下一层皮松松垮垮地搭在骨架上。“妈。”，看见女儿站在床尾。她穿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，领口的毛有些脏了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。“护士打电话，说该交钱了。”她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，发出塑料摩擦的窸窣声，“给你带了点香蕉。”。黄澄澄的，三根。有一根的头已经黑了。，可喉咙里堵着东西。不是痰，是别的什么，更厚，更重。“钱…在抽屉里…”我费力地抬了抬下巴，“那个铁盒…钥匙在我枕头下…”，身上的冷气扑到我脸上。没有俯身，没有查看我的脸色，只是径直伸手到我颈下一掏。钥匙串哗啦一声。她的手很凉。。铁盒打开。点钱的声音，窸窸窣窣。“还差三百二。”她说。
“……下个月…退休金就发了…”
“医院能等吗？”她终于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像看一件碍事的旧家具，“要不我把这香蕉退了？”
我闭上眼。
脚步声，塑料袋被重新拎起的声音。门开了，又关上。
我重新睁开眼，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。它的形状像一朵蘑菇云，又像一碗打翻了的豆腐脑。
豆腐脑。
胃里突然抽搐了一下，空的，却疼得尖锐。
十五岁那年的夏天，镇上赶集。我天不亮就起来，挑了五十斤红薯走十里山路，到集市时太阳已经老高。扁担磨破了肩膀，汗水糊了眼睛。卖了红薯，攥着三毛钱，站在豆腐脑摊子前，腿都在打颤。
白的豆腐脑，颤巍巍地盛在蓝边的粗瓷碗里。酱油、醋、辣椒油，最后撒上一小撮香菜末。摊主用勺子轻轻一舀，嫩滑的豆腐脑在勺子里晃动，像刚出锅的鸡蛋羹。
我咽了口唾沫，把钱递出去。
“丫头，你这钱不够。”摊主是个胖大娘，系着油乎乎的围裙，“一碗五分，你这才三分。”
“我…我只有这么多。”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“那不行，都像你这样，我生意还做不做？”
后面有人催促。我捏着那三张皱巴巴的一分钱纸币，退到一边。摊子前热气蒸腾，香味像一只手，死死抓住我的胃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看别人一碗接一碗地吃。有人加了麻油，有人要了双份榨菜，还有人掰了根油条泡进去。
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滑进嘴里。满足的叹气声，抹嘴的动作，放下碗时的轻响。
我站到太阳西斜，站到腿都没了知觉，直到摊主收摊。那碗豆腐脑，到底没吃上。
后来呢？
后来我揣着那三毛钱回家，路上被弟弟抢了去。他买了弹弓，打碎了村长家的玻璃。妈用笤帚抽我，说我没管好钱。那顿打，背上疼了半个月。
可背上再疼，也比不过胃里那个空荡荡的洞。
“37床，该换药了。”
护士推着车进来，掀开被子。我垂下眼睛，看见自己干瘪的腹部，那道手术后留下的暗红色疤痕像一条狰狞的蜈蚣，趴在蜡黄的皮肤上。纱布揭开，露出溃烂的伤口。黄色的脓液，粉色的腐肉。
我没觉得疼。疼久了，就麻了。
就像这一生。
15岁辍学，因为家里说“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”。18岁嫁给陈建军，因为爹收了他家三百块彩礼。陈建军，村里有名的混混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喝醉了就打人。第一个孩子掉了，因为挨打。第二个是女儿，他嫌赔钱货，月子里就逼我下地干活。
我做过什么？
种地、养猪、挑粪。去砖厂搬过砖，去采石场砸过石头。后来进城，在纺织厂三班倒，在饭店后厨洗碗，在医院做护工，给人家当保姆。最苦的时候，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三点起床，晚上十二点回家，走在路上都能睡着。
可钱呢？
钱给了爹妈看病，给了哥哥娶媳妇，给了弟弟盖房。给了陈建军赌，给了他喝。给了女儿上学，给她买衣服，给她凑嫁妆。
我帮过很多人。
给隔壁孤寡王奶奶送过饭，一送就是三年，直到她走了。在纺织厂替怀孕的工友顶夜班，她后来生了儿子，请我吃红鸡蛋。做护工时，那个没人管的倔老头，我给他擦身子、喂饭，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，说“你比我亲闺女还亲”。
可谁帮过我呢？
妈说：“你是家里最小的，多干点应该的。”
陈建军说：“你是我老婆，你的就是我的。”
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别总这么苦大仇深的，丢人。”
护士在换药，动作不算轻。碘伏擦过伤口，凉丝丝的。我盯着她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，很年轻，睫毛长长的。她会不会也在心里嫌我？嫌我身上有味儿，嫌我伤口恶心，嫌我赖活着不肯死？
“好了。”她把新纱布贴上，掖好被角，推着车走了。
门又关上。
寂静。
我重新看回天花板上的水渍。看久了，它又不像豆腐脑了，像一张笑脸，在嘲笑我。
林晚星，你这一生，活了个什么？
活了53年，苦了53年。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驴，一圈一圈，以为往前走，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磨盘是家，是男人，是孩子，是那些永远还不完的债，永远尽不完的责任。
我帮了那么多人，可谁记得我呢？
王奶奶坟头的草，怕是比人都高了吧。那个工友的儿子，该上小学了吧。倔老头的儿女，大概早忘了父亲临终前握着的是谁的手。
而我呢？
我要死了。死在医院这张泛黄的病床上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女儿大概去退香蕉了，或者干脆回家了。陈建军？不知道在哪个牌桌上。哥哥姐姐弟弟？各有各的家，各有各的难。
真安静啊。
安静得能听见液体滴进血管的声音，嘀嗒，嘀嗒，像秒针在走。不，是倒计时。在数我最后的时间。
窗外飘来一股味道。
不是消毒水，是……是食物的香。油香，面香，还有……葱花的焦香。
是医院门口那个早点摊。每天这个时候出摊，卖油条，卖豆浆，也卖——
豆腐脑。
我的手指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胃里那个空了五十多年的洞，突然剧烈地收缩起来，疼得我整个人蜷缩起来。不是癌痛的钝，是尖锐的、烧灼的、带着酸水的饿。
我想吃。
我想吃一碗豆腐脑。
白的，嫩的，颤巍巍的，盛在蓝边粗瓷碗里。要多加酱油，多加醋，辣椒油要红亮亮的，香菜末要碧绿绿的。要烫，烫得舌尖发麻，烫得眼泪都要流出来。
我要坐起来，端着碗，用那种薄薄的铝勺，舀一大口，吹都不吹，就这么吞下去。让那股热辣辣的、咸香香的味道，顺着喉咙一直滚到胃里，把那个黑洞填满，填实，填得满满的，满到溢出来。
我要吃。
我张了张嘴，想喊护士，想喊女儿，想喊任何人。
给我一碗豆腐脑。
就一碗。
求你们。
可喉咙里只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，像破风箱。
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，滚烫的，顺着眼角流进花白的鬓发里。我有多久没哭了？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是陈建军打我时？是女儿嫌我丢人时？还是医生说出“晚期”两个字时？
不记得了。
可此刻，眼泪像开了闸，止不住地流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无声的，安静的，只有眼泪在流。流进嘴里，咸的，苦的，和想象中豆腐脑的味道，一点都不一样。
窗外的香味还在飘进来，一阵一阵的，像钩子，钩着我的魂。
摊主是不是还是那个胖大娘？不，五十年了，她该不在了。也许是她的女儿，或者孙女。还是用那种蓝边粗瓷碗吗？还是五分钱一碗吗？不，现在该涨价了，一块？两块？
我有钱吗？
铁盒里还有最后一点，是留着交住院费的。不，不是，刚才女儿拿走了。我现在，连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真可笑啊。
活了53年，干了53年，到最后，连一碗豆腐脑都吃不起。
不，不是吃不起。
是没人在乎我想不想吃，没人愿意为我停下脚步，去买一碗，端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妈，吃吧，还热着呢。”
没有。
永远不会有。
黑暗从视野的边缘蔓延过来，一点点吞噬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吞噬着灰白的天光，吞噬着窗外隐约的喧嚣。那香味也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淡，终于，闻不到了。
也好。
不闻，就不想了。
不想，就不疼了。
最后的意识像退潮的海水，迅速从四肢百骸抽离。只有胃里那个洞还在，空荡荡的，呼呼地漏着风。
下辈子……
如果还有下辈子……
我不要这么活了。
我不要当懂事的那一个，不要当付出的那一个，不要当被忘记的那一个。
我要甜。
我要那碗豆腐脑。
我要——
黑暗彻底吞没了一切。
“……下个月…退休金就发了…”
“医院能等吗？”她终于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像看一件碍事的旧家具，“要不我把这香蕉退了？”
我闭上眼。
脚步声，塑料袋被重新拎起的声音。门开了，又关上。
我重新睁开眼，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。它的形状像一朵蘑菇云，又像一碗打翻了的豆腐脑。
豆腐脑。
胃里突然抽搐了一下，空的，却疼得尖锐。
十五岁那年的夏天，镇上赶集。我天不亮就起来，挑了五十斤红薯走十里山路，到集市时太阳已经老高。扁担磨破了肩膀，汗水糊了眼睛。卖了红薯，攥着三毛钱，站在豆腐脑摊子前，腿都在打颤。
白的豆腐脑，颤巍巍地盛在蓝边的粗瓷碗里。酱油、醋、辣椒油，最后撒上一小撮香菜末。摊主用勺子轻轻一舀，嫩滑的豆腐脑在勺子里晃动，像刚出锅的鸡蛋羹。
我咽了口唾沫，把钱递出去。
“丫头，你这钱不够。”摊主是个胖大娘，系着油乎乎的围裙，“一碗五分，你这才三分。”
“我…我只有这么多。”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“那不行，都像你这样，我生意还做不做？”
后面有人催促。我捏着那三张皱巴巴的一分钱纸币，退到一边。摊子前热气蒸腾，香味像一只手，死死抓住我的胃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看别人一碗接一碗地吃。有人加了麻油，有人要了双份榨菜，还有人掰了根油条泡进去。
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滑进嘴里。满足的叹气声，抹嘴的动作，放下碗时的轻响。
我站到太阳西斜，站到腿都没了知觉，直到摊主收摊。那碗豆腐脑，到底没吃上。
后来呢？
后来我揣着那三毛钱回家，路上被弟弟抢了去。他买了弹弓，打碎了村长家的玻璃。妈用笤帚抽我，说我没管好钱。那顿打，背上疼了半个月。
可背上再疼，也比不过胃里那个空荡荡的洞。
“37床，该换药了。”
护士推着车进来，掀开被子。我垂下眼睛，看见自己干瘪的腹部，那道手术后留下的暗红色疤痕像一条狰狞的蜈蚣，趴在蜡黄的皮肤上。纱布揭开，露出溃烂的伤口。黄色的脓液，粉色的腐肉。
我没觉得疼。疼久了，就麻了。
就像这一生。
15岁辍学，因为家里说“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”。18岁嫁给陈建军，因为爹收了他家三百块彩礼。陈建军，村里有名的混混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喝醉了就打人。第一个孩子掉了，因为挨打。第二个是女儿，他嫌赔钱货，月子里就逼我下地干活。
我做过什么？
种地、养猪、挑粪。去砖厂搬过砖，去采石场砸过石头。后来进城，在纺织厂三班倒，在饭店后厨洗碗，在医院做护工，给人家当保姆。最苦的时候，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三点起床，晚上十二点回家，走在路上都能睡着。
可钱呢？
钱给了爹妈看病，给了哥哥娶媳妇，给了弟弟盖房。给了陈建军赌，给了他喝。给了女儿上学，给她买衣服，给她凑嫁妆。
我帮过很多人。
给隔壁孤寡王奶奶送过饭，一送就是三年，直到她走了。在纺织厂替怀孕的工友顶夜班，她后来生了儿子，请我吃红鸡蛋。做护工时，那个没人管的倔老头，我给他擦身子、喂饭，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，说“你比我亲闺女还亲”。
可谁帮过我呢？
妈说：“你是家里最小的，多干点应该的。”
陈建军说：“你是我老婆，你的就是我的。”
女儿说：“妈，你别总这么苦大仇深的，丢人。”
护士在换药，动作不算轻。碘伏擦过伤口，凉丝丝的。我盯着她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，很年轻，睫毛长长的。她会不会也在心里嫌我？嫌我身上有味儿，嫌我伤口恶心，嫌我赖活着不肯死？
“好了。”她把新纱布贴上，掖好被角，推着车走了。
门又关上。
寂静。
我重新看回天花板上的水渍。看久了，它又不像豆腐脑了，像一张笑脸，在嘲笑我。
林晚星，你这一生，活了个什么？
活了53年，苦了53年。像一头蒙着眼拉磨的驴，一圈一圈，以为往前走，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磨盘是家，是男人，是孩子，是那些永远还不完的债，永远尽不完的责任。
我帮了那么多人，可谁记得我呢？
王奶奶坟头的草，怕是比人都高了吧。那个工友的儿子，该上小学了吧。倔老头的儿女，大概早忘了父亲临终前握着的是谁的手。
而我呢？
我要死了。死在医院这张泛黄的病床上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女儿大概去退香蕉了，或者干脆回家了。陈建军？不知道在哪个牌桌上。哥哥姐姐弟弟？各有各的家，各有各的难。
真安静啊。
安静得能听见液体滴进血管的声音，嘀嗒，嘀嗒，像秒针在走。不，是倒计时。在数我最后的时间。
窗外飘来一股味道。
不是消毒水，是……是食物的香。油香，面香，还有……葱花的焦香。
是医院门口那个早点摊。每天这个时候出摊，卖油条，卖豆浆，也卖——
豆腐脑。
我的手指猛地抽搐了一下。
胃里那个空了五十多年的洞，突然剧烈地收缩起来，疼得我整个人蜷缩起来。不是癌痛的钝，是尖锐的、烧灼的、带着酸水的饿。
我想吃。
我想吃一碗豆腐脑。
白的，嫩的，颤巍巍的，盛在蓝边粗瓷碗里。要多加酱油，多加醋，辣椒油要红亮亮的，香菜末要碧绿绿的。要烫，烫得舌尖发麻，烫得眼泪都要流出来。
我要坐起来，端着碗，用那种薄薄的铝勺，舀一大口，吹都不吹，就这么吞下去。让那股热辣辣的、咸香香的味道，顺着喉咙一直滚到胃里，把那个黑洞填满，填实，填得满满的，满到溢出来。
我要吃。
我张了张嘴，想喊护士，想喊女儿，想喊任何人。
给我一碗豆腐脑。
就一碗。
求你们。
可喉咙里只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，像破风箱。
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，滚烫的，顺着眼角流进花白的鬓发里。我有多久没哭了？上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是陈建军打我时？是女儿嫌我丢人时？还是医生说出“晚期”两个字时？
不记得了。
可此刻，眼泪像开了闸，止不住地流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无声的，安静的，只有眼泪在流。流进嘴里，咸的，苦的，和想象中豆腐脑的味道，一点都不一样。
窗外的香味还在飘进来，一阵一阵的，像钩子，钩着我的魂。
摊主是不是还是那个胖大娘？不，五十年了，她该不在了。也许是她的女儿，或者孙女。还是用那种蓝边粗瓷碗吗？还是五分钱一碗吗？不，现在该涨价了，一块？两块？
我有钱吗？
铁盒里还有最后一点，是留着交住院费的。不，不是，刚才女儿拿走了。我现在，连一分钱都没有了。
真可笑啊。
活了53年，干了53年，到最后，连一碗豆腐脑都吃不起。
不，不是吃不起。
是没人在乎我想不想吃，没人愿意为我停下脚步，去买一碗，端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妈，吃吧，还热着呢。”
没有。
永远不会有。
黑暗从视野的边缘蔓延过来，一点点吞噬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吞噬着灰白的天光，吞噬着窗外隐约的喧嚣。那香味也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淡，终于，闻不到了。
也好。
不闻，就不想了。
不想，就不疼了。
最后的意识像退潮的海水，迅速从四肢百骸抽离。只有胃里那个洞还在，空荡荡的，呼呼地漏着风。
下辈子……
如果还有下辈子……
我不要这么活了。
我不要当懂事的那一个，不要当付出的那一个，不要当被忘记的那一个。
我要甜。
我要那碗豆腐脑。
我要——
黑暗彻底吞没了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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